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产教深度融合促进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始终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始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紧紧围绕社会人才需求，融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可以说，《决定》明确了产教融合实施过程中以“教”促“产”的总体思想，强调职业教育逐渐形成适应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教育类型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危机与挑战，持续关注并分析这些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教育改革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战略问题。
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及产业发展
面临的双重考验
2019年年末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且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双重考验：一重是经济新常态以来出现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不足的危机，这场危机会导致经济增速趋缓并形成如何跨越“刘易斯拐点”的挑战，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考验；第二重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贸易产业链的“脱链”“断点”、重新洗牌等挑战，这场考验可能是短期的，但疫情控制及复工复产处理不好，也会延长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时间。
经济新常态反映了21世纪初期我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出现的新变化及对经济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主要有两层涵义：一层指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在2014年人均GDP为7575美元，已经跨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7.8%，GDP增长总量开始趋缓；另一层指在经济增速趋缓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进入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的时期。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改革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教育的基本需求，也是产教融合实施过程中实现以“教”促“产”的现实保障。
除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冠肺炎”疫情也打乱了全球产业链配置状况，影响着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199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全球化战略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生产性的低端产业链转移到中国，使得他们的产业链并不完整。进入21世纪初期以来，产业链的转移就已经使发达国家意识到了危机。随着疫情及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影响，发达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产业链的分布情况，如果他们将产业链撤走，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将给中国产业结构及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较大挑战。另外，围绕外国资本的投入，中国很多地区都已经形成了区域性产业集聚，这种产业集聚保证了中国在疫情期间即使面临国际贸易产业链“断点”，也能保证医疗物资材料的供给，使得我们可以不依靠外国原材料而进行复工复产。但是，随着公共危机之后产业链在国内或国际间的转移，围绕这一产业链形成的产业集聚如何发展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同时，依赖这些产业链建立起来的职业我司将可能失去顶岗实习的实践基地，产教融合将面临深入实施的实践性压力。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只有摆脱处于生产性产业链的低端处境，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才能拥有经济发展动能，保持经济平稳过渡。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一个调整与发展的过程。总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制造业规模已经占到我国GDP的30%左右，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如设备制造、电子等）和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如餐饮、住宿、旅游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疫情期间及结束之后，我国制造业发展将面临两个方面的转型需求：一是制造业产业链由低端转向高端的核心技术突破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机器换人的成本与风险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制造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的劳动力。
与制造业同时发展的第三产业在新时期也进行了分化：一是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服务业，二是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大不相同。在经济新常态下，第三产业应该转型到以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而这种转型无疑也依靠高质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供给质量及创新水平
决定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成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较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在这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及发展主要存在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国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的农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过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岗位的增加过程，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并不高；第二个特点是，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及结构性就业问题的存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逐渐出现“用工荒”，伴随“用工荒”问题的是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涨，国内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趋于下降。
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刘易斯拐点”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及技术创新水平。按照未来岗位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即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岗位要求受教育年限10.4年，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要求受教育年限13.3年。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其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根据以往的劳动经验，由于农民工并不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一旦出现因技能而存在的就业问题，就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返回农村。但事实上，只要给予一定的技能培训，他们还可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并且会因为技术红利而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价值，因为相比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容易形成技术创新。
从技术创新水平来看，由于制造业长期占据产业链的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并没有突破，造成劳动生产率提高受到限制。当前，以产教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思考如何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教育体制与机制。
推动产教融合实施的教育
改革建议：基于供给侧的视角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入实施需要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产教融合注入了新的意蕴，既教育的发展要以产业为主，要通过为产业服务寻求发展动力。
（一）明确类型化教育的功能定位，分层次推进产教融合
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筛选机制使得接受普通教育的大学生更容易被筛选到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国家公务员、国企主要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人员职位，导致我国大学生群体不愿意到生产性岗位就业，大学生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度低于西方国家，普通教育与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从职业教育角度来看，已经形成的产教融合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融合，职业我司顶岗实习是为了实践教学的需要，导致学生成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层次较低。当前，明确两种类型教育的不同功能定位，促进二者形成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层次是高职及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定位于培养满足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解决核心关键技术的人才需求；第二个层次是中等职业教育层次，主要定位于培养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劳动力，巩固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基本需求。
（二）城市职业教育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不断开拓产教融合新形式
自我国开始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以来，农民工就成为经济高速发展并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大量的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主要附着在劳动密集型岗位上，当出现因年龄问题或技能提升问题而不能适应岗位需求时，就会返回农村，回归到第一产业，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退。事实上，产业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正规我司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一些非正式形式的教育所培养的受教育者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外，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化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由于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目前农村土地流转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平还不高，而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未来农村还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这些劳动力的转移或转岗都需要通过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实现。
目前已经转移的农民工主要在城市就业，他们的子女也已经适应城市生活，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因此应改革城市中高职教育的招生政策，为已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及其子女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从培训途径来看，城市中的农民工存在转岗及技能提升需求，他们已经在工作岗位工作多年，有了一定的经验知识，适合在高职集团接受转岗培训；对于城市农民工的子女来说，他们目前还不能获得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可以进入城市中等职业我司学习，主要进行职业义务教育、与就业相关的培训、辅导及择业知识的学习；对于逐渐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缺乏工作经验，也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可以采取以市场为主导的非正规教育，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操作技能培训。
（三）在非替代性技能形成领域推行现代学徒制，提升产教融合的程度
当前，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依赖经验的积累，现代学徒制对于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培养非替代性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学徒制实施过程中师傅与徒弟之间面对面的经验知识传授是其他教学模式所不具备的。因此，应该在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中推行现代学徒制，要给企业工人及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大学生群体一定的成长空间，让他们从一些辅助性工作开始，通过现代学徒制成长为一名高技能劳动者。我国1983年形成的用工制度改革使得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外部性、企业留任率问题以及技术工人之间的竞争问题，给现代学徒制的试行带来了障碍。我们应通过建立行业性组织、改革招工制度等方式为现代学徒制的深入实施扫清道路，以此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为保障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核心技术的突破积累人力资本。
来源：校企创享联盟
